“十二五”開局之年即將結束，距離去年10月份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則一年有余，在政府部門支持、產業政策引導和各行業企業努力之下，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得如火如荼，并已經取得很多實質性進展。與此同時，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在發展過程中也遭遇了“成長的煩惱”，比如光伏企業“破產”傳聞頻出、風電產能過剩、LED照明企業批量倒閉、電動汽車關鍵材料依靠進口等。

　　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的有關專家認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面臨的問題比較復雜，不同行業的情況也不一樣，但從共性來看，核心技術、政策扶持、自主創新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短板”，從而制約了產業又好又快發展，必須逐步予以補齊。

　　發展是硬道理

　　2010年10月，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決定提出，到201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達到8%左右;到2020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達到15%左右;再經過十年左右的努力，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整體創新能力和產業發展水平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關于決定出臺的背景，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產業科技發展研究所所長劉峰說：“一是金融危機引發經濟持續低迷，全球都在積極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二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新一輪經濟和政治的博弈;三是我國經濟本身發展需要從資源驅動向創新驅動升級，以突破資源能源和環境制約，保證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四是目前電子信息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生物技術有了很大的進步，為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趙剛說：“金融危機以后，政府出臺了四萬億刺激計劃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這是保經濟增長、救急用的，但不能解決中長期問題。決策層也認識到，每一個金融危機最終都是因為缺乏新技術革命、重大的產業革命。因此，從根本上應對金融危機，必須培育和發展新的產業、新的技術，特別是能夠帶動經濟長期繁榮的技術。”

　　決定出臺至今，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已經取得了很多實質性的進展。劉峰舉例介紹，我國已經擁有3G和4G網絡技術標準，基于TD-SCDMA的3G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在經過前兩年的艱苦競爭后日漸成熟，目前已經與WCDMA，CDMA2000一道成為我國的主流。基于我國自有4G技術標準TD-LTE的示范網絡建設在全球展開，國內外著名大廠商都積極加入，近期就可能進入試商用階段。

　　當然，對于政府這一輪扶持[FS:PAGE]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做法也存在異議。有學者認為，政府干預的痕跡太重，政府的手伸得太長。新興產業的市場風險、技術風險非常大，產業規劃很難設定其發展路線。實際上，金融危機之后，全世界都在經歷一種理念的危機，越來越多的人對市場機制產生懷疑。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科技投資研究所所長郭戎表示：“所謂戰略性就是有選擇性。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選擇背后有一套較完整的方法，其中考慮較多的因素是：在這些領域中國有可能實現‘彎道超車’，不做低端、跟隨、簡單加工，而是成為某種意義上的領跑者、規則制定者和技術高收益的收獲者。中國確實借鑒了一些國外鼓勵產業發展的做法，但是至少從中央政府的層面沒有想用政府之手替換市場之手。”

　　郭戎同時強調：“新興產業的含義會不斷發生變化，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并不是一個封閉的概念。由于新的技術不斷涌現，未來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對規劃進行動態調整。另外，要注意到，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肯定會存在不確定性，這是社會必須要付出的成本。”

　　關鍵技術有待突破

　　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取得進展的同時，也面臨一些問題。據媒體報道，新能源產業迎來“冬至”，新能源汽車仍待“走出概念”，有的新材料子行業低端產能過剩。業內分析指出，這些行業面臨的一個共性問題是關鍵技術不過關，一個比較突出的表現是專利上受制于人，有待進一步突破。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很多產業的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外技術引進，家用電器和以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很快就發展起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郭戎說，“但是，目前很多產業已經走到了模仿的盡頭，這是誰也無法回避的現實，比如白色家電，我國已經做成了全球老大，發達國家保留了源頭的核心技術，中國企業必須予以攻克。”

　　關鍵技術沒有取得突破，意味著無法改變專利上受制于人的狀況。郭戎認為：“WTO最核心的規則是兩個，一是保證商品和服務貿易自由的規則，一是保護知識產權。在技術先發國家看來，在實行自由貿易的過程中，維持自身優勢的前提就是知識產權保護。因此，中國面臨的形勢越來越嚴峻。發達國家會利用政治、經濟、商業等各種手段對中國保持知識產權的高壓態勢。如果我們自己突破不了核心技術，繞開或者甩開重重包圍，中國企業只能處于產業的低端。”

　　專家表示，目前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正逐步擴大，保護力度正在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日益成為跨國公司爭奪國際市場份額和市場優勢[FS:PAGE]、擠壓競爭對手的重要策略。近年來，一些發達國家提出了明確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并把其作為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舉措。

　　對于全球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日益增強的形勢，趙剛說：“國外從企業到政府有一套很嚴密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而且運用得很熟練。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起步較晚，需要不斷學習和進步。企業要有取得知識產權、保護好知識產權、拿知識產權作為防御武器甚至是進攻武器的意識。中國企業在這方面交了很多學費，主要是不懂，今后要加強這方面的意識。”

　　要擺脫在專利競爭中的被動局面，企業就必須突破關鍵技術，取得自己的專利。劉峰說，“在新興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新老產業交替，新老企業交替，都存在激烈的技術和專利競爭，而且這種競爭是全球性的。目前產業技術體系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全球化，即使是行業龍頭企業，能擁有5%以上的核心技術和專利，就已經很強了。行業內企業合作競爭，交叉持有技術專利，是未來長期存在的一種狀況。”

　　“在有些領域，中國企業被技術鎖定，沿著別人的技術軌道走，可能永遠是追趕者。但是，當前中國企業正面臨特別好的機遇，重大的技術革命正在孕育，很多產業的技術變化很快，在此過程中技術將變軌，中國企業借此可以實現跨越，從技術的追趕者、跟隨者變為領先者，掌握主動權。”趙剛說。

　　政策扶持不應盲目

　　除了關鍵技術有待突破，戰略性新興產業面臨的另一個短板是產業政策在落實的過程中“變味”，導致出現低水平重復建設的情況。專家認為，一些地方政府在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存在盲目性。

　　以LED照明行業為例，多年前政策就開始扶持LED照明產業，在政策刺激下，行業新增了很多產能，但是由于缺乏研發實力，造成現在低端產能過剩的狀況。據媒體報道，今年上半年，深圳規模LED企業約有4000家，而今年上半年已經有100多家中游封裝企業、300多家下游應用企業倒閉。LED企業倒閉的情況并不只是發生在深圳，而是行業共性問題。

　　中國照明電器協會理事長陳燕生說：“政策沒有支持基礎的研究開發，支持的都是‘炒作’，甚至只要投資LED就給資金。政策不應當干預企業的投資，而應讓企業自主決定投資方向。現在企業投資找政府而不找專家，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對于這類情況，郭戎說：“某些地方確實有一定的盲目性，沒有認識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和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三位一體的關系，這‘三位’必須通過‘一體’來實現，既只能主要依靠自主創新[FS:PAGE]的科技成果轉化。一些地方過于急功近利，特別是這些地方的政府之手已經越位，但在該由政府發揮作用的領域又往往嚴重缺位，從而使政府的意志替代市場的意志。如果用這種方式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就會回到老路上，得到老的結果，難以改變全球分工格局。”

　　“簡單地招商引資，等待國外技術的引進，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如果大家都想著去賺簡單的錢，而不是啃硬骨頭，就會帶來上述的盲目投資。目前我國在很多領域確實從技術起點上已接近或完全達到國外先進水平。然而，只吃‘快餐’的行為會導致自主技術被壓抑，結果是，又走上一條別人做技術源頭和附加價值高的環節，你只能把產業末端拿來，被鎖定在低端環節上。”他說。

　　據媒體報道，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十二五”期間獲得的社會總投資規模達到10萬億元。專家認為，“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對研發的投入超過1萬億元，產業化的投入應該是研發的十倍甚至百倍，因而實際投資規模應不止10萬億元。大規模的資金投入和規劃的發布，能否換來戰略性新興產業更好地發展，關鍵在于資金的使用效率。

　　“政府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研發的方向比較明確，主要是抓兩頭，一是研發方面，通過大量的科研計劃、科研項目對競爭前技術研發(競爭前技術研發是一種基于能應用于未來商業或為特殊的商業原型所進行的早期非常不確定的技術研究與開發活動)進行支持，研發的主體是企業，共性技術、關鍵技術由政府組織研發;二是啟動市場，新興產業被市場接受的程度比較低，各種配套設施比較差，需要政府首先來應用、示范，進一步拉動全社會的消費。” 趙剛說。

　　創新障礙需要破除

　　專家一致認為，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要和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緊密結合。我國的產業技術水平和自主創新能力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和國際領先水平相比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要進一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對于正在阻礙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一些國內外制約因素，應當予以破除。

　　從影響自主創新的國內因素看，關鍵是體制機制上的問題。溫家寶總理今年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的文章《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提出，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要提高關鍵核心技術研發攻關的協同和集成能力，對具有戰略方向性關鍵共性技術，要集中資金和研究力量實施重點突破。正是這一點上，暴露出我國體制上的一些突出問題，各部門、各行業往往不能在國家目標上形成一致和分工合作。體制問題是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一大障礙。”

　　[FS:PAGE]趙剛認為，如果體制機制方面的問題不解決，最終的結果可能是投入了大量的財力和時間，但是成效卻不明顯，還是跟在發達國家后面。

　　體制機制方面的問題有如下表現：比如統籌協調的能力不足，很多部門在管研發，有軍口和民口，民口中還有中科院、科技部、工信部、發改委等，科研經費的使用越來越多，但是存在低水平重復投資的情況。再比如，在扶持政策落實的過程中，存在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享受的待遇不對等的情況。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國有企業和民營中小企業處在同一個技術水平線上，前者只是在規模生產、壟斷經營方面有優勢。此外，大學、科研機構與企業需要結合得更緊密，只有這樣，產品才能更貼近社會的需求。目前做基礎研究的不基礎，做應用研究的不實用，這一情況比較普遍。行政化導向，導致科技工作者的出路就是要當官，風氣比較浮躁。創新的文化不允許失敗，導致每一個課題結題都聲稱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郭戎表示，中國的科技水平總體上趕上發達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科技創新所需要的條件已經突破了現有的體制、政策給它的空間。比如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對開發新產品和服務缺乏足夠的興趣，同時還在收購創新型中小企業，將其新技術封凍起來。這并不利于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

　　從影響自主創新的國外因素看，外資企業正在中國攻城略地，抑制中國的創新能力的發揮。這更應引起我們的警惕，政府部門也應當有所作為。

　　郭戎表示，外資企業對中國創新能力的抑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中國進行很多戰略技術的并購，之后繼續培育或者封凍起來;二是在中國企業把某個產品剛做起來的時候，利用自身的市場支配地位大幅度降價，進行不正當競爭。這些目前尚沒有引起相關方面足夠的重視，相關政府部門應該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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