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物聯網:何時擺脫低水平重復建設的怪圈?
[ 導讀 ] 因為存在創新焦慮,許多人就學會了講“創新”的“故事”,進而去爭取科研經費。于是,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跑到中國來尋求合作,因為這里的應用市場驅動了全球的技術推進。但弊端顯而易見——直到現在,我們還是靠賣產品掙錢,而國外的ABB公司等企業,100年前就靠專利生存
科研創新與否,誰說了算?
兩年一次的全球物聯網大會,將于今年10月在中國舉行,全球互聯網行業的專家、學者都將與會。無錫-復旦物聯網研究院,是此次全球物聯網大會的主辦單位。而復旦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鄭立榮教授,正是大會移師中國的促成者。
從2009年到2012年,鄭立榮教授的研究恰好經歷了從高潮到低谷又到高潮的起伏。“2010年物聯網大熱,熱得我不得不忙著四處潑冷水;2011年,這股熱潮一下子就成了過眼煙云。而正是乏人關注的這兩年,中國的物聯網行業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被認為是在中國實現得最好的行業。連歐洲國家都開始進口國內一些小公司的物聯網技術了。”鄭立榮教授這樣對記者說著,不由發出深深的感慨:創新這個話題,現在不僅很永恒,還讓大家都很焦慮。但科研和技術的創新與否,到底該誰說了算?是政府部門說了算還是大眾說了算,抑或是科學家說了算?至今沒有答案。
技術研發因投資而熱
鄭立榮教授是2009年回國的,此前,他是瑞典皇家理工學院(KTH)信息與通信技術院媒體電子學首席教授、瑞典智能包裝和物聯網國家創新中心主任和學科帶頭人。回國沒多久,他發現幾乎是一夜之間,物聯網就熱了起來,熱得連他這個專家都感到有點突然。因為2005年鄭立榮還在歐盟物聯網委員會任職時,學術界和產業界都為物聯網該如何發展而苦惱——技術都是現成的,卻沒有辦法推廣,因為沒有盈利模式可言。一旦要推廣,都是要政府買單的項目。鄭立榮在瑞典愛立信集團網絡研發部兼任專家期間,愛立信也在物聯網技術上“折騰”了兩年多,最終苦于找不到好的商業模式,在2008年宣布暫時擱置物聯網的技術推廣。
誰料到,鄭立榮回到中國后,卻發現物聯網技術一下子成了“未來經濟的增長點”、“帶動整個社會發展的新技術”。一時間,邀請他去開會或者作報告的機構和會議,多得應對不了,最多的時候一天要接待近10批人,都是來談物聯網發展和合作的,其中有科研機構、有地方政府。不少城市將建設發展物聯網列入了未來發展的要點。隨之而來的,就是大筆投資進入到這一行業。
今年6月8日出版的《科學》雜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專門探討中國的技術發展情況。文章非常羨慕地肯定了中國政府在推動技術發展方面起到的作用,認為不論是物聯網、云計算還是什么最新的技術,在中國,政府是科技發展最大的動力。不過文章也不無擔憂地發出提醒:“中國在核心技術方面并沒走在前面,這些核心技術仍然在歐洲和[FS:PAGE]美國,而中國在技術方面只是把市場做得大點更大點。”
低水平重復屢見不鮮
鄭立榮教授剛開始還興致勃勃地為那些來談合作的人們介紹物聯網的前景,但很快他發現,對于物聯網,不管是研究機構還是地方政府,都開始一哄而上,爭著瓜分政府投資這塊大蛋糕。以至于他每次參加一些課題評審,都能聽到射頻標簽、智慧城市之類的項目。
那一年,鄭立榮在每次交流的時候除了繼續物聯網的知識普及,還多了一項工作——潑冷水,因為“低水平的重復非常嚴重。在國外,很多科學家不愿意浪費時間做重復的工作,他們希望在別人的基礎上再改進,合作把技術做得更完美。在歐盟和美國,定期都有學術領域的會議舉辦,然后很多資料都放在網上共享,如果有人看上了,就會來尋求合作。但是在中國不一樣,一旦有個概念,大家都想自己干,往往是大家坐在一起交流,交流完了回去照著別人的做,另起爐灶。”
不單單是物聯網,很多科研領域都是如此。不久前,某985高校就接到了國外一位科學家的投訴,因為這位科學家參加歐盟的一次學術年會時,按照規定把自己的ppt上傳到了專門網站,這算是年會每年為大家提供“頭腦風暴”和“共享平臺”的一個傳統。結果會議結束沒多久,他在中國進行學術交流時,發現自己的ppt被國內的某位學者翻譯成了中文,成了一個政府重點規劃發展的項目。他不解地說:“即便不考慮原創和抄襲的問題,我這個共享的研究也已經不是最新的了,再怎么做都要落后好幾年,如果還要作為政府未來的發展規劃,實在難以理解。”
“制訂規劃就是左顧右盼,別人做什么,我們也跟著訂計劃;別人轉方向,我們再等等,看懂了再跟著轉。”一位學者告訴記者,這幾乎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不久前,他所在的研究機構想引進一個國外學者加入“千人計劃”,一切條件都談妥了,但這位學者看了科研專項列表后最終表示拒絕:“我回來后要做的這些專項,國外幾年前就做過了。我不想就為了科研經費,回來重復自己的工作,在已經過時的事情上浪費時間。”
創新源自欲望與緊迫感
事實上,在2010年的物聯網大熱之后,物聯網又不再受人關注了——因為確實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盈利模式,而該瓜分的經費“蛋糕”也已經分得差不多了。最終在物聯網推廣方面作出貢獻的,是一些小企業。比如應用于對特殊人群的監控和定位,以及應用于食品安全領域。而太陽能的傳感器,更在黃河三角洲的農場派上了大用場。傳感器搜集氣候、水土、污染、[FS:PAGE]肥料的信息,然后為產品的生產提供參考,相似的技術還用在內蒙古和山東的畜牧業生產上。
目前,以色列、荷蘭和美國等國家已經開始來采購這些技術。連愛立信的同事都給鄭立榮打來電話說:“中國的物聯網發展使國外的企業看到了物聯網的前景,公司的遠景目標是到2020年,物聯網市場規模將達到500億歐元。”
一位學者寫文章描述了這樣一種現象:因為存在創新焦慮,許多人就學會了講“創新”的“故事”,進而去爭取科研經費。于是,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跑到中國來尋求合作,因為這里的應用市場驅動了全球的技術推進。但弊端顯而易見——直到現在,我們還是靠賣產品掙錢,而國外的ABB公司等企業,100年前就靠專利生存了。
美國HudsonAlpha Institute For Biotechnology的研究員韓健認為,創新的動力最終還是要來自創新者自身,而創新與否的評價也應該是來自創新者本身,因為無論是外界的需求還是自上而下的動員,對于那些參與創新的人來說僅僅是一份工作。要得到一個真正的創新,創新者本人一定要體會到創新的緊迫感和欲望,只有這樣才可能有真的創新。
兩年一次的全球物聯網大會,將于今年10月在中國舉行,全球互聯網行業的專家、學者都將與會。無錫-復旦物聯網研究院,是此次全球物聯網大會的主辦單位。而復旦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鄭立榮教授,正是大會移師中國的促成者。
從2009年到2012年,鄭立榮教授的研究恰好經歷了從高潮到低谷又到高潮的起伏。“2010年物聯網大熱,熱得我不得不忙著四處潑冷水;2011年,這股熱潮一下子就成了過眼煙云。而正是乏人關注的這兩年,中國的物聯網行業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被認為是在中國實現得最好的行業。連歐洲國家都開始進口國內一些小公司的物聯網技術了。”鄭立榮教授這樣對記者說著,不由發出深深的感慨:創新這個話題,現在不僅很永恒,還讓大家都很焦慮。但科研和技術的創新與否,到底該誰說了算?是政府部門說了算還是大眾說了算,抑或是科學家說了算?至今沒有答案。
技術研發因投資而熱
鄭立榮教授是2009年回國的,此前,他是瑞典皇家理工學院(KTH)信息與通信技術院媒體電子學首席教授、瑞典智能包裝和物聯網國家創新中心主任和學科帶頭人。回國沒多久,他發現幾乎是一夜之間,物聯網就熱了起來,熱得連他這個專家都感到有點突然。因為2005年鄭立榮還在歐盟物聯網委員會任職時,學術界和產業界都為物聯網該如何發展而苦惱——技術都是現成的,卻沒有辦法推廣,因為沒有盈利模式可言。一旦要推廣,都是要政府買單的項目。鄭立榮在瑞典愛立信集團網絡研發部兼任專家期間,愛立信也在物聯網技術上“折騰”了兩年多,最終苦于找不到好的商業模式,在2008年宣布暫時擱置物聯網的技術推廣。
誰料到,鄭立榮回到中國后,卻發現物聯網技術一下子成了“未來經濟的增長點”、“帶動整個社會發展的新技術”。一時間,邀請他去開會或者作報告的機構和會議,多得應對不了,最多的時候一天要接待近10批人,都是來談物聯網發展和合作的,其中有科研機構、有地方政府。不少城市將建設發展物聯網列入了未來發展的要點。隨之而來的,就是大筆投資進入到這一行業。
今年6月8日出版的《科學》雜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專門探討中國的技術發展情況。文章非常羨慕地肯定了中國政府在推動技術發展方面起到的作用,認為不論是物聯網、云計算還是什么最新的技術,在中國,政府是科技發展最大的動力。不過文章也不無擔憂地發出提醒:“中國在核心技術方面并沒走在前面,這些核心技術仍然在歐洲和[FS:PAGE]美國,而中國在技術方面只是把市場做得大點更大點。”
低水平重復屢見不鮮
鄭立榮教授剛開始還興致勃勃地為那些來談合作的人們介紹物聯網的前景,但很快他發現,對于物聯網,不管是研究機構還是地方政府,都開始一哄而上,爭著瓜分政府投資這塊大蛋糕。以至于他每次參加一些課題評審,都能聽到射頻標簽、智慧城市之類的項目。
那一年,鄭立榮在每次交流的時候除了繼續物聯網的知識普及,還多了一項工作——潑冷水,因為“低水平的重復非常嚴重。在國外,很多科學家不愿意浪費時間做重復的工作,他們希望在別人的基礎上再改進,合作把技術做得更完美。在歐盟和美國,定期都有學術領域的會議舉辦,然后很多資料都放在網上共享,如果有人看上了,就會來尋求合作。但是在中國不一樣,一旦有個概念,大家都想自己干,往往是大家坐在一起交流,交流完了回去照著別人的做,另起爐灶。”
不單單是物聯網,很多科研領域都是如此。不久前,某985高校就接到了國外一位科學家的投訴,因為這位科學家參加歐盟的一次學術年會時,按照規定把自己的ppt上傳到了專門網站,這算是年會每年為大家提供“頭腦風暴”和“共享平臺”的一個傳統。結果會議結束沒多久,他在中國進行學術交流時,發現自己的ppt被國內的某位學者翻譯成了中文,成了一個政府重點規劃發展的項目。他不解地說:“即便不考慮原創和抄襲的問題,我這個共享的研究也已經不是最新的了,再怎么做都要落后好幾年,如果還要作為政府未來的發展規劃,實在難以理解。”
“制訂規劃就是左顧右盼,別人做什么,我們也跟著訂計劃;別人轉方向,我們再等等,看懂了再跟著轉。”一位學者告訴記者,這幾乎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不久前,他所在的研究機構想引進一個國外學者加入“千人計劃”,一切條件都談妥了,但這位學者看了科研專項列表后最終表示拒絕:“我回來后要做的這些專項,國外幾年前就做過了。我不想就為了科研經費,回來重復自己的工作,在已經過時的事情上浪費時間。”
創新源自欲望與緊迫感
事實上,在2010年的物聯網大熱之后,物聯網又不再受人關注了——因為確實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盈利模式,而該瓜分的經費“蛋糕”也已經分得差不多了。最終在物聯網推廣方面作出貢獻的,是一些小企業。比如應用于對特殊人群的監控和定位,以及應用于食品安全領域。而太陽能的傳感器,更在黃河三角洲的農場派上了大用場。傳感器搜集氣候、水土、污染、[FS:PAGE]肥料的信息,然后為產品的生產提供參考,相似的技術還用在內蒙古和山東的畜牧業生產上。
目前,以色列、荷蘭和美國等國家已經開始來采購這些技術。連愛立信的同事都給鄭立榮打來電話說:“中國的物聯網發展使國外的企業看到了物聯網的前景,公司的遠景目標是到2020年,物聯網市場規模將達到500億歐元。”
一位學者寫文章描述了這樣一種現象:因為存在創新焦慮,許多人就學會了講“創新”的“故事”,進而去爭取科研經費。于是,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跑到中國來尋求合作,因為這里的應用市場驅動了全球的技術推進。但弊端顯而易見——直到現在,我們還是靠賣產品掙錢,而國外的ABB公司等企業,100年前就靠專利生存了。
美國HudsonAlpha Institute For Biotechnology的研究員韓健認為,創新的動力最終還是要來自創新者自身,而創新與否的評價也應該是來自創新者本身,因為無論是外界的需求還是自上而下的動員,對于那些參與創新的人來說僅僅是一份工作。要得到一個真正的創新,創新者本人一定要體會到創新的緊迫感和欲望,只有這樣才可能有真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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