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2012年十八大開啟了新的政治周期。和新政治周期相適應的新的經濟周期的突破口在哪兒？我認為是新型城鎮化。剛才高臺長講到，我們的股市需要“陽光”，這個“陽光”我覺得就是新型城鎮化。
 
 
 
　　李克強副總理在十八大后講過兩句非常值得投資界關注的話。第一句話：城鎮化是最大的潛力。所以他調研的第一站就是江西九江，調研的對象是農民工。第二句話：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如何把城鎮化這一“最大的潛力”變為經濟發展的現實動力，這個就要通過改革。
 
 
 
　　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城鎮化新政，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提出城鎮化是內需最大的潛力。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各國復蘇最需要的資源是市場需求，在外需減弱的形勢下最重要的是轉向內需，內需最大的潛力在哪兒？在城鎮化。二是提出要提高質量趨利避害，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三是提出要科學布局大中小城市和城市群，構建合理的城市格局。四是提出要堅持“集約、智能、綠色、低碳”八字方針。城鎮化要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設成為投資界關注的重點。五是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解決農民工“半城鎮化”問題，推進和諧城鎮化。這是新城鎮化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農民工市民化對投資和消費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目前城鎮化已經成為很多券商全年布局的一個主線，也有專家估計城鎮化帶來大盤年底強拉15%。事實上，與城鎮化相關的產業非常廣泛，有地產、建筑、建材、機械、環保、汽車、醫療、電氣設備等等，城鎮化新政給這些產業帶來了令人振奮的利好消息。鳳凰網最近有一個調查，2013年的熱點是什么？有51%的人認為是城鎮化概念。我就這個城鎮化紅利問題講五個觀點：
 
 
 
　　觀點一：城鎮化是發展的新紅利。
 
 
 
　　應該講，我們過去30年的輝煌主要是依靠以廉價勞動力為特征的人口數量紅利、“土地紅利”等要素驅動，但是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等要素條件改變，這種要素紅利驅動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過度依賴“人口數量紅利”的城鎮化導致面大量廣的“鐘擺式”和“候鳥型”人口流動，帶來了巨大的社會代價。我們現在有2.5億農民工，伴隨于此的是幾千萬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婦女。此外，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土地財政，地價過高推動房價居高不下。2011年我國土地出讓金達到了3萬多億，相當于地方財政收入的86%。這種過度依賴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2009年美國[FS:PAGE]的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到中國來，他的調研發現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只相當于美國的4%，現在有法國的機構預測，4年以后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就會趕上美國，當然我們不能完全相信這種預測，但是勞動力上漲，中國的勞動力不再便宜，已經成為一個事實，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已經開始逐漸消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要靠人口從農村走向城市的“城鎮化紅利”來替代“人口數量紅利”。城鎮化必須由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土地等“要素驅動”和大量投資形成的“投資驅動”發展階段向“創新驅動”發展階段轉變，實現從重數量的外延式擴張轉向重品質的內涵式發展，以創新形成的城鎮化紅利取代以往的“人口紅利”。
 
 
 
　　觀點二：城鎮化是增長的新引擎。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最需要的是市場需求，而最大的潛在內需來自于城鎮化，城鎮化會創造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城鎮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意味著數以千萬的人進城，對應的是十年的幾十萬億投資和幾十萬億的消費。有專家預測，未來5年的消費需求會從2011年的16萬億元，提升到2016年的30萬億元。還有專家認為，未來10年居民消費需求有望達到45萬億元以上。發改委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城鎮化規劃剛剛發布，認為未來10年城鎮化會拉動40萬億元的投資。
 
 
 
　　觀點三：城鎮化是平等的新理念。
 
 
 
　　我們現在的城鎮化是一種半城鎮化。據官方統計，我國城鎮化率已經超過51%，但是如果扣除農民工的話只有大約35%，也就是說，有近2億人的農民工，他們雖然實現了職業的轉換和地域的轉移，但是沒有實現身份的轉變。很多農民工出現“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勞力在城市，家屬在農村；收入在城市，積累在農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農村”的“半城鎮化”現象。曾有研究表明，附在戶口本上有67項城鄉居民不同等的待遇。所以城鎮化新政提出推動農民工的市民化，非常關鍵的是要實現農民和市民的平等。我在海南的演講中，有人問我“推動農民工市民化的時間表是怎么樣的”。我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因為我們有2億人已經進城，每年還有新生代農民工要進城，面大量廣使得這一進程具有長期性。并且，農民工市民化還是一項高成本的改革，農民工要穿上市民的就業、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這“五件衣服”，需要大量公共投入。有研究表明，一個進城人口的市民化，高的需要50萬元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也有人估計認為，僅市政公用設施的配套，小城市要2萬元，特大城市要10萬元。還有人說，[FS:PAGE]農民工市民化的大約要10萬元，帶動的投資要50萬元。因此，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需要解決“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的問題，需要很長的時間，不是一年兩年就能實現的。
 
 
 
　　觀點四：城鎮化是改革的新起點。
 
 
 
　　如果說30年前小平的改革使一小部分的農村青年通過高考跳出“農門”，今天要通過戶籍改革使大量的農民工市民化；30年前小平的改革是從農村生產責任制開始，從農民開始，那么今天的改革要從城鎮化開始，從農民工開始。20年前小平的南巡引發下海創業潮，當時報紙報道有10萬人從體制內走向體制外下海創業；今天的領導人的南巡需要引發新一輪的創業潮，帶動農民工創業、就業，使草根經濟大發展。20年前小平南巡催生了企業家階層的崛起，今天領導人的南巡會推動中等收入階層壯大。所以有人預計，只要以農民工市民化為重點的相關改革能夠取得突破，中國的城鎮化率不斷推進，到2020年將會打造一個6億人口的中等收入階層，這個會對投資和消費產生重大的影響。
 
 
 
　　過去30年中國的輝煌除了得益于要素紅利，像人口紅利、土地紅利、資源紅利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得益于“制度紅利”，通過改革產生的“制度紅利”。過去三十年，第一個十年是農村農業的改革所創造的制度紅利，第二個十年是國企改革的“黃金(1657.90,-16.70,-1.00%)十年”推動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第三個十年改革主要是加入WTO以后“開放倒逼改革”的十年。未來在人口紅利、土地紅利消失之后，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仍然要靠制度紅利，制度紅利怎么產生？要靠改革。所以我們需要把城鎮化這種最大潛力和改革這個最大的紅利結合起來。推動城鎮化和農民工市民化涉及到戶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財政金融改革、公共服務改革等等，但是最難的是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改革。
 
 
 
　　觀點五：新政要防新誤區。
 
 
 
　　城鎮化新政提出，要提高城鎮化質量，趨利避害，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當前我國城鎮化趨利避害要五防。一要防有城無市的過度城鎮化，避免使新市民變游民，新城變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無質量的城鎮化，不能一哄而起搞運動，一味追求城鎮化高速度和規模擴張。三要防城鎮化的“房地產化”，避免城市土地財政，而使高地價推高房價。四要防地方以地生財消滅村莊，迫使農民“被上樓”。五要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大中小城市布局失衡，而導致特大城市人口過度膨脹。過去10年中國土地的城[FS:PAGE]鎮化速度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鎮化，城鎮常住人口增加28.7%，但是土地的城鎮化增長了75%，這是一種粗放型的城鎮化，新一輪的城鎮化要集約用地，避免農民“被上樓”，防止“造城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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