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發展戰略亟待上升到國家層面
一個數據爆炸性增長的大數據時代正撲面而來。
從人類文明開始到2003年,人類共創造了5兆億字節信息。如今,這樣的數據量兩天就能被創造出來,而且速度仍在加快。數據顯示,2011年全球創建和復制數據總量達到1.8ZB(1ZB等于10的21次方比特)。
迅速膨脹的數據將人類帶進了一個嶄新的大數據時代。在這個時代,數據被認為是21世紀最重要和最關鍵的資產。2012年,美國政府撥款2億美元啟動“大數據研究和發展倡議”計劃。這是繼1993年美國宣布“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后的又一次重大科技戰略部署。美國政府將大數據視為“未來的新石油”并將對大數據的研究上升為國家意志。
如今,身處大數據時代,我國該如何占有和使用這些資產,并從這些資產中掘金呢?
1月19日,在由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大數據背景下的計算機和經濟發展高層論壇”上,在大數據研究領域有著較高造詣的多位院士、學者和有著大數據應用實踐經驗的企業家們縱論大數據應用價值,并針對大數據在我國發展應用中遇到的挑戰提出了政策建議。
大數據價值幾何?
“無論是國家的整體設計,還是虛擬經濟、虛擬商務的發展和優化,都離不開大量的數據分析作支撐。”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成思危在論壇致辭中表示。他希望,將大數據科學、技術、工程與國家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結合起來,從而通過大數據的應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大學計算機與控制學院院長李國杰將大數據比作與自然資源、人力資源一樣重要的戰略資源。他認為,大數據是一個國家數字主權的體現。“大數據時代,國家層面的競爭力將部分體現為一國擁有大數據的規模、活性以及對數據的解釋、運用能力。一個國家在網絡空間的數據主權將是繼海、陸、空、天之后另一個大國博弈的空間。”李國杰說。
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石勇教授認為,大數據的應用在于分析和創造價值。在此前提下,政府部門可以利用大數據的挖掘結果,用科學方法制定政策;企業可以利用大數據使利潤最大化;學者則可以利用大數據尋找科學規律,支持社會經濟發展。
針對大數據的價值,中國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學教授汪應洛從[FS:PAGE]大數據產業的角度進行分析。他將大數據產業定義為泛指一切與大數據組織與管理、分析與發現、應用與服務相關的所有活動的集合。他認為,大數據產業能改善已有組織績效,包括促進構建高效型政府、提供經濟發展新動力、提高文化教育質量;大數據產業還可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與革新,比如促進軟件和硬件的革新、推動科學技術創新、催生數據服務性企業;此外,大數據產業在社會管理、智慧城市、金融服務、醫療衛生、生產制造、商業零售、個人數字生活等方面都有巨大價值。
來自麥肯錫2012年大數據報告中的一組數據也驗證了汪應洛的觀點。數據顯示,大數據產業為美國醫療系統帶來每年3000億美元的收益;為歐洲公共管理部門帶來2500億歐元的收益;為零售業增加60%的凈利潤;為制造業減少50%的產品研發等成本;個人地理位置信息的利用,為服務商帶來超過1000億美元的收益,為用戶帶來超過7000億美元的價值。
大數據挑戰重重
大數據擁有巨大的應用價值,但占有并用好這些重要資產也將面臨諸多方面的挑戰和困難。
“戰略觀念上的缺失、政府機構協調困難、企業對數據共享的認識不足及投入不夠、科學家對大數據的渴望無法滿足等都是大數據在我國發展應用中不得不面對的困難。”石勇說。
李國杰則提出,處理大數據的7種技術挑戰,主要有大數據的去冗降噪技術;大數據的新型表示方法;高效率低成本的大數據存儲;大數據的有效融合;非結構化和半結構化數據的高效處理;適合不同行業的大數據挖掘分析工具和開發環境;大幅度降低數據處理、存儲和通信能耗的新技術等。
汪應洛認為,大數據產業在諸多方面面臨巨大挑戰,如政府的政策與法規、技術研發、管理模式、人才培養等。他認為,在大數據產業發展中,數據質量也是一大障礙,不容忽視。“數據質量是大數據產業這座大廈的基礎。如果數據質量不高,基礎不牢靠,大數據產業就可能岌岌可危,甚至根本無從發展。”他說。
據汪應洛介紹,2011年,國際標準組織(ISO)專門制定了ISO8000數據質量標準。目前,已經有超過20個發達國家參與了ISO8000標準。我國在數據質量領域起步較晚,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很大,在ISO8000數據質量標準的制定等方面尚無話語權。
大數據發展戰略亟待上升到國家層面
將大數據發展戰[FS:PAGE]略上升到國家層面,是與會者的一致共識。
盡管大數據意味著大機遇,但同時也意味著工程技術、管理政策、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大挑戰。只有解決了這些基礎性的挑戰問題,才能充分利用這個大機遇,得到大數據的價值。
“我國亟須在國家層面對大數據給予高度重視,特別需要從政策制定、資源投入、人才培養等方面給予強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建立良性的大數據生態環境是有效應對大數據挑戰的唯一出路,需要科技界、工業界以及政府部門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共同努力,通過消除壁壘、成立聯盟、建立專業組織等途徑,建立和諧的大數據生態系統。”李國杰說。
汪應洛也認為,應該在國家層面上制定大數據產業發展戰略,引導其發展。同時,還要在全國建立一批研究中心和基地,進行深入的大數據產業研究和發展。此外,他建議,我國需要迅速開展數據質量領域的相關研究,爭取在國際數據質量研究和標準ISO8000的制定領域占據一席之地;并通過建立大數據質量標準、開發辨識數據真偽的“火眼金睛”和“病毒疫苗”等措施,提高數據質量。
石勇則建議,政府部門的數據,應該在大數據國家戰略和法律的保障下,向社會開放,從而推動企業發展、促進科技創新。
從人類文明開始到2003年,人類共創造了5兆億字節信息。如今,這樣的數據量兩天就能被創造出來,而且速度仍在加快。數據顯示,2011年全球創建和復制數據總量達到1.8ZB(1ZB等于10的21次方比特)。
迅速膨脹的數據將人類帶進了一個嶄新的大數據時代。在這個時代,數據被認為是21世紀最重要和最關鍵的資產。2012年,美國政府撥款2億美元啟動“大數據研究和發展倡議”計劃。這是繼1993年美國宣布“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后的又一次重大科技戰略部署。美國政府將大數據視為“未來的新石油”并將對大數據的研究上升為國家意志。
如今,身處大數據時代,我國該如何占有和使用這些資產,并從這些資產中掘金呢?
1月19日,在由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大數據背景下的計算機和經濟發展高層論壇”上,在大數據研究領域有著較高造詣的多位院士、學者和有著大數據應用實踐經驗的企業家們縱論大數據應用價值,并針對大數據在我國發展應用中遇到的挑戰提出了政策建議。
大數據價值幾何?
“無論是國家的整體設計,還是虛擬經濟、虛擬商務的發展和優化,都離不開大量的數據分析作支撐。”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成思危在論壇致辭中表示。他希望,將大數據科學、技術、工程與國家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結合起來,從而通過大數據的應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大學計算機與控制學院院長李國杰將大數據比作與自然資源、人力資源一樣重要的戰略資源。他認為,大數據是一個國家數字主權的體現。“大數據時代,國家層面的競爭力將部分體現為一國擁有大數據的規模、活性以及對數據的解釋、運用能力。一個國家在網絡空間的數據主權將是繼海、陸、空、天之后另一個大國博弈的空間。”李國杰說。
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石勇教授認為,大數據的應用在于分析和創造價值。在此前提下,政府部門可以利用大數據的挖掘結果,用科學方法制定政策;企業可以利用大數據使利潤最大化;學者則可以利用大數據尋找科學規律,支持社會經濟發展。
針對大數據的價值,中國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學教授汪應洛從[FS:PAGE]大數據產業的角度進行分析。他將大數據產業定義為泛指一切與大數據組織與管理、分析與發現、應用與服務相關的所有活動的集合。他認為,大數據產業能改善已有組織績效,包括促進構建高效型政府、提供經濟發展新動力、提高文化教育質量;大數據產業還可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與革新,比如促進軟件和硬件的革新、推動科學技術創新、催生數據服務性企業;此外,大數據產業在社會管理、智慧城市、金融服務、醫療衛生、生產制造、商業零售、個人數字生活等方面都有巨大價值。
來自麥肯錫2012年大數據報告中的一組數據也驗證了汪應洛的觀點。數據顯示,大數據產業為美國醫療系統帶來每年3000億美元的收益;為歐洲公共管理部門帶來2500億歐元的收益;為零售業增加60%的凈利潤;為制造業減少50%的產品研發等成本;個人地理位置信息的利用,為服務商帶來超過1000億美元的收益,為用戶帶來超過7000億美元的價值。
大數據挑戰重重
大數據擁有巨大的應用價值,但占有并用好這些重要資產也將面臨諸多方面的挑戰和困難。
“戰略觀念上的缺失、政府機構協調困難、企業對數據共享的認識不足及投入不夠、科學家對大數據的渴望無法滿足等都是大數據在我國發展應用中不得不面對的困難。”石勇說。
李國杰則提出,處理大數據的7種技術挑戰,主要有大數據的去冗降噪技術;大數據的新型表示方法;高效率低成本的大數據存儲;大數據的有效融合;非結構化和半結構化數據的高效處理;適合不同行業的大數據挖掘分析工具和開發環境;大幅度降低數據處理、存儲和通信能耗的新技術等。
汪應洛認為,大數據產業在諸多方面面臨巨大挑戰,如政府的政策與法規、技術研發、管理模式、人才培養等。他認為,在大數據產業發展中,數據質量也是一大障礙,不容忽視。“數據質量是大數據產業這座大廈的基礎。如果數據質量不高,基礎不牢靠,大數據產業就可能岌岌可危,甚至根本無從發展。”他說。
據汪應洛介紹,2011年,國際標準組織(ISO)專門制定了ISO8000數據質量標準。目前,已經有超過20個發達國家參與了ISO8000標準。我國在數據質量領域起步較晚,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很大,在ISO8000數據質量標準的制定等方面尚無話語權。
大數據發展戰略亟待上升到國家層面
將大數據發展戰[FS:PAGE]略上升到國家層面,是與會者的一致共識。
盡管大數據意味著大機遇,但同時也意味著工程技術、管理政策、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大挑戰。只有解決了這些基礎性的挑戰問題,才能充分利用這個大機遇,得到大數據的價值。
“我國亟須在國家層面對大數據給予高度重視,特別需要從政策制定、資源投入、人才培養等方面給予強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建立良性的大數據生態環境是有效應對大數據挑戰的唯一出路,需要科技界、工業界以及政府部門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共同努力,通過消除壁壘、成立聯盟、建立專業組織等途徑,建立和諧的大數據生態系統。”李國杰說。
汪應洛也認為,應該在國家層面上制定大數據產業發展戰略,引導其發展。同時,還要在全國建立一批研究中心和基地,進行深入的大數據產業研究和發展。此外,他建議,我國需要迅速開展數據質量領域的相關研究,爭取在國際數據質量研究和標準ISO8000的制定領域占據一席之地;并通過建立大數據質量標準、開發辨識數據真偽的“火眼金睛”和“病毒疫苗”等措施,提高數據質量。
石勇則建議,政府部門的數據,應該在大數據國家戰略和法律的保障下,向社會開放,從而推動企業發展、促進科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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