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就進入到一個嶄新的時代，人類越來越生活在一個被科學技術所環繞的時代，越來越離不開這些科學技術。顯然，作為人類活動的一部分，治理腐敗也離不開科學技術。

　　從最新反腐敗實踐來考察，我們發現，真正凸顯科技手段作用的是電子信息技術、計算機網絡技術、移動通信技術等，可合并簡稱為信息技術。這并不是說其他技術沒有作用，而是這些技術使技術的作用得到顯著提升。考察“金關工程”、“電子監察”、“制度+科技”、“網絡反腐”、“微博反腐”、廣州依靠“北斗定位系統”治理公車問題等創新實踐都說明，背后所采用的、顯著提升了科技作用的技術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而不是泛指所有的科技。

　　這些技術在治理腐敗方面發揮的作用日益廣泛，從類型上來劃分，可以分為：預防、懲治和教育作用。各地大量的創新實踐主要凸顯了預防作用，其中，通過監督權力及其運行以預防腐敗，又是一個主要方面。但是，懲治和教育作用也越來越明顯。例如，“金關工程”、金融反洗錢系統、稅務系統、網絡反腐，以及一些地方已經建立的“紀檢監察辦案系統”都發揮了明顯的懲治作用。各地通過網絡、移動通信平臺在廉潔教育方面也有不少創新實踐。

　　由此看來，用此前已經廣泛使用的“電子監察”、“制度+科技”、“網絡反腐”等提法或概念來概括我們上面提到的依靠科技治理腐敗的實踐，都具有這樣那樣的局限性。“電子監察”把技術局限在“電子”方面，把作用局限在“監督”上。至于“監察”概念，更帶有強烈的深圳地域特色—深圳是全國唯一沒有實施紀檢監察“合署辦公”改革的一個點，而該項創新又主要是由深圳監察局推動。

　　一般來說，使用“監督”比“監察”更規范。“制度+科技”比較籠統、目標指向也不明確，“網絡反腐”其實主要是指網民通過網絡平臺舉報腐敗行為，而并非獨立、完整的反腐活動，其本身就不夠嚴謹和準確。有鑒于此，這里建議使用“科技治腐”概念來概括主要依靠信息技術等來治理腐敗的各類創新實踐活動。“治腐”是“治理腐敗”的簡稱，其中的治理包括預防、懲治和教育等多方面作用。

　　有必要指出的是，科技在治理腐敗方面的應用及其作用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國尤其如此。世界上少數國家和地區在信息技術大發展之前就已經取得了反腐敗的成功，其中就包括亞洲的新加坡和我國香港。這些成功案例表明，科技似乎并沒有那么必要。然而，我國的情況比較特殊，由此凸顯了科技的必要性。我國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反腐敗的制度、體制和機制—還存在不小的局限性，從而嚴重制約了反腐敗成效。而近年來大量的“科技治腐”創新實踐表明，科技手段往往可以彌補制度的缺陷，取得意想不到的治理效果。

　　對于“電子監察”、“制度+科技”、“網絡反腐”等，最新的一個案例，即廣州市依托“北斗定位系統”治理公車問題的創新實踐，可以很好地說明技術的獨到作用。廣州在8000多輛公車上引入該技術后，首先是效果立竿見影。往常下班后、節假日空空蕩蕩的單位車庫和大院又放滿了公車，僅2012年一年減少的公車行使里程所節省的使用費就達4000多萬元，已超過了安裝系統的總費用。其次，之所以能立竿見影的唯一原因就是引入了以北斗定位系統為主的科技手段。第三，為什么該技術就能起到如此神奇的作用？分析表明，答案是肯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該技術克服了監督信息上的不對稱，甚至實現了監督信息的完美對稱。

　　在明晰了這些基本問題之后，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另外一些重要問題是：我國的“科技治腐”創新實踐是不是已經發展得很好了？未來是否需要繼續深化？如果需要深化，方向又是什么呢？影響創新的關鍵因素有哪些？這些問題同等重要。

　　在我看來，我國的科技治腐實踐雖然屬于世界首創，甚至是少有的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還處于初期階段，未來仍大有可為。這說明，不論是深圳、上海、青島，還是廣州，都不應該停步，而應當繼續引領全國的創新不斷走向深入。至于更多的地方，那當然更要大力創新，應該有信心超越那些暫時的領先者。

　　未來深化創新發展的方向或趨勢應該是智能化。所謂智能化，是指：信息技術更廣地引入腐敗治理，且技術系統的智能化程度不斷提高，甚至完全替代人工。科技可以像人一樣，甚至可以比人更有效地防控腐敗。從人類治理腐敗活動的全過程甚至從人類文明演進的歷程來看，我們還可做出三個總體階段的劃分，即：全人工、技術化、智能化。在全人工階段，所有工作都由人來完成，很少依靠技術。在技術化階段，技術被快速引入進來，技術的作用日益凸顯；之后，隨著技術更廣引入，技術智能化程度不斷提高，就將進入智能化階段。網球比賽的裁判工作、交通事故的處理方式以及廣州治理公車過程同樣符合這三個階段。

　　影響科技治腐及其智能化發展的關鍵因素主要是兩個。首先當然是科技發展因素，其次是政治因素。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政治因素更成為一個瓶頸性因素。從各地科技治腐的創新實踐來看，主要的困難不在于技術問題，在很多地方也不是資金問題，而是引入科技的阻力能否克服，部門利益能否觸動，主要領導的決心是不是足夠大。因此，政治因素值得創新實踐的推動者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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