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外來工融入社區考驗城市智慧
韋美文到珠海,本來是為了帶孫子,沒想到,除了把孫子帶好了,還為連屏社區帶出一個100多人的舞蹈隊。舞蹈隊闖出了名堂,不僅活躍了社區文化,還讓外來務工人員也融入社區的文化生活,實現了老居民和外來務工者的融洽相處,讓和諧社區建設充滿了活力。經常參加灣仔街道、香洲區的演出。在舞蹈隊的基礎上,組建衛生服務隊、義工服務隊等,為居民提供更多服務。去年,韋美文當選灣仔新家園的圓桌會議委員,被評為香洲區的“身邊好人”。 (《珠江晚報》2014年2月12日)
韋美文自學成才,帶出百人舞蹈隊,不僅活躍了社區文化,還以舞蹈文化為紐帶,打破了本地人和外來務工者的隔閡,不僅具有活躍小區文化生活的意義,還充當了融洽和諧小區的責任和義務,一舉多得,值得推崇。
在一些小區,本地居民和外來務工人員老死不相往來,首先是因為,戶籍的柵欄很容易隔離外來工的城市認同感,也就減弱了他們對所在城市的包容度,隨之就割裂了他們的文化認同感,在他們的心靈深處,有一種說不出的文化失落感和不參與感,部分城市管理者和主流人群的某種歧視讓他們感覺到了“獨在異鄉為異客”的難堪和尷尬,客觀上增加了他們感覺自己是城市過客的體驗,所以要培育他們的文化活力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努力。
其次是因為缺少像韋美文這樣的有心人和中間人,一些本地人片面以為外來務工者素質低,不愿意和外來務工人員交往,更不愿意通過文化生活的交融來實現和外來務工人員的溝通,長此以往,本地人和外來務工人員的關系就很難融洽相處,更不要說和諧的社區關系了,韋美文通過舞蹈的聯姻,加強老居民和外來務工人員的溝通,促進老居民和外來務工人員的和睦相處,善于借助文化融洽本地人和外來人口的關系,也是一種開展社區工作的民間智慧。
外來務工者一旦沒有了屬地的意識,自然對城市無歸附感,更無文化的歸屬感,家園意識是城市人文精神的根基,缺少了家園意識,要談文化和文明,是無源之水、無花之果。提升城市外來人口的家園意識就是最切實的提高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感和親和感,也就是實實在在追求“文明締造力量”,更是在文化立市上攜手并肩的有的放矢的回答,從這點來說,韋美文用心消除老居民和外來務工者的隔閡,善莫大(博客,微博)焉。
韋美文勇于打破隔閡,希望本地人外來人齊起舞,將這種意識放在和諧珠海的建設上更是意蘊深遠,城市善待外來人口,不僅是要讓外來人口能夠樂業,更要難道安居樂業,而要能夠安居,就要首先心安,能夠融入城市生活,融入小區生活,只有這樣,外來務工者才能夠有家園意識和滿足感,進而才能夠有幸福感,而對于精神生活的滿足,才是外來工能夠留得住和愛上城市的精神要素。
珠海的外來務工者占據了城市人口的很大部分,外來務工者的文化程度和文化活躍度怎么樣,直接關系著珠海的文化水平和素養,而讓外來務工者融入城市的文化生活,僅僅靠政府的努力還不夠,更需要像像韋美文這樣的“中間人”來努力,從“城市促進文化”到“單位促進文化”再到“社區促進文化”,老居民和外來人口的緊密攜手,城市的文化促進才能共生共榮。
城市,不僅是市民的城市,也是外來者的城市,提升城市文化涵養和品位不僅需要“土著”居民的努力,更需要主動和外來務工者的攜手,讓城市公共文化的陽光也普照到外來務工者的身上,讓外來務工者也感受到城市文化的幸福歸屬感,這是發展城市文化不能忽視的重要意識。城市越是善待外來務工者的文化問題,外來務工者的文化積淀也必然在將來選擇一個合適的機會爆發并回報給城市,如果說文化也是生產力,那么外來務工者文化就是更需要挖掘的文化富礦。
外來工作為一個工作人和城市人,在工作安定,衣食住行初步有保障的前提下,對文化需求的增加是必然的,外來工從物質的人到文化人的轉變,本身也就是在滋生城市的二次活力,繁衍新的人文力量,在一定的程度上,外來工有文化則城市有文化,外來工有文化活力則城市才能夠有文化活力,外來工的文化素質決定著城市的文化感。
讓政府完全擔當提高外來工文化的重任顯然不現實,那么,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發揮單位促進文化和小區促進文化的意識就應該積極倡導。小區的文化責任,不僅表現在居住文化上,還應表現在不同地域居民的文化大融合上,小區對外來工的文化素養負責,也就是在盡小區的社會文化責任。而小區的文化責任,對內可以提高小區的文化意蘊,對外可以提高社會的文化水平,可謂一舉兩得。作為城市文化發展進程中的基礎單元,小區積極承擔內部人群文化的責任,就是最有力地參與社會文化事業。這樣的小區越多,社會的文化水平就提高得越快。
新型的外來工,決不該就是掙錢的機器,也不該是只能進錄像廳消費低級文化的人,培養有文化素養的外來工,這應該是全社會的責任,不但有利于提高小區文化和競爭力,也有利于提高城市的文化涵養,攜手外來工,共同走上文化相互提攜和侵潤的道路,不僅是外來工的文化福祉,更是城市文明發展和和諧的文化需要。城市文化需要外來工的共融共生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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