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疫情持續升溫，作為電商巨頭的亞馬遜也承擔起了民眾不出戶時的需求重任，從衛生紙、洗手液到食物、在家辦公用具等，可以說，亞馬遜在防疫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與之而來的便是亞馬遜旗下員工面臨著暴露在感染肺炎的風險之中，為確保物流倉庫不會成為防疫破口，亞馬遜正嚴格要求員工保持“社交距離”，并透過鏡頭以機器學習技術，也就是AI技術（人工智能）來監督員工是否遵守規范，違者可能面臨警告甚至解職。

亞馬遜的做法也引起了社會的爭議，位于密西根州當地倉庫的員工匿名透露，他們對這項技術與系統感到擔憂，害怕這些規范會不恰當地應用在員工身上，管理層則可以豁免，他發現有些經理無視規范但沒有被懲罰，員工則因未保持社交距離而被警告。

亞馬遜使用AI來追蹤員工是否保持社交距離的做法真的管用嗎？又是否突破了技術的邊界和員工的隱私底線？當AI賦能落地千行百業的聲勢越來越大，我們是否關注過，AI也有自己的階級屬性？

AI監控的有效性值得商榷

疫情期間，亞馬遜使用AI追蹤員工是否保持社交距離其實并不是亞馬遜第一次使用AI技術對員工進行監測。外媒《The Verge》曾獨家拿到一份文件，文件指出亞馬遜使用的AI監控系統可以追蹤每個員工的工作進度并自動記錄員工“消極懈怠”（工作速度變慢或未在工作）的時長。對于效率不達標的員工，AI可以自動對其發出警告，進一步甚至可以不經人類主管而自動生成開除員工的指令。

隨后，亞馬遜發言人證實，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僅亞馬遜位于美國巴爾的摩市的某個物流中心就有300名工作效率低的員工離職，原因是他們未達到生產率指標。也就是說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亞馬遜則借助于AI技術來取代傳統的績效考核模式。這既是一場技術革命所帶來管理模式的變革，同時也是技術變革所帶來員工隱私的挑戰，他們似乎在一個被監控的環境中工作。

這樣的事情卻并非個例，零售巨頭沃爾瑪也在嘗試在工作區域應用人工智能進行監控，從而防止員工的誤操作造成銷售損失；國內的富士康工廠與海康、澎思等安防公司合作，通過安裝視頻攝像頭來監控生產線員工是在認真工作還是在偷懶，澎思表示這項研究讓富士康節約了10%的人力成本。由此可見，運用智能系統對員工的行為進行自動監控、記錄和分析判斷，正逐漸成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一種趨勢。

雖然很多人認為，企業之所以對工作場所進行監控，是為了了解員工的一舉一動，利用員工的行為來對員工自己，但開發這些設備的公司卻表示，他們的目的只是提升效率，加強安保，提高生產力。

這樣的做法真的管用嗎？美國研究人員在發布的研究中表示，通過監控來提升員工生產效率需要非常謹慎，而且要有針對性。這項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了解能否通過監控讓護理人員更好地遵守洗手的規定，因為往往到了即將換班的時候，護理人員的洗手意愿就會降低。

在三年時間內追蹤了42家醫院的5200名護理人員后，研究人員發現，在受到監控的情況下，他們前兩年的洗手率會有所增加，但監控放松后又會回落。當取消監控措施后，洗手率甚至低于監控前的水平。

監控或許可以改進短期的行為，但卻無法形成習慣。或者說監控可以讓人在“恐懼與強迫”的狀態下強行改善行為，但這些改善并不是發自內心的自驅力。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分校研究員戴恒晨（Hengchen Dai）表示，這甚至可能改掉人們的好習慣，取代促使人們洗手的常規內因和動因，例如真心希望避免病人受到感染。

即便員工愿意通過監控措施幫助他們提升健康水平，這種新鮮感要不了多久就會消失殆盡。舊金山社交媒體公司Buffer是在他為公司員工提供健身追蹤器，幫助他們追蹤睡眠狀況時，發現這一現象的。

雖然該公司并不存儲或獲取任何數據，但還是鼓勵員工彼此分享信息，并提供一些改善睡眠的建議。整體的目標是通過更好的睡眠提升生產力。但在最初的推廣期結束后，員工的參與度還是陡然降低。

AI技術的階級屬性

客觀上來說，短期內對員工的行為進行監控和分析的智能系統確實可以促使員工提高生產效率，但這種生產率的提高，是建立在員工在無孔不入的監視中受到了巨大壓力，以及自身正當休息權和隱私權受損的基礎上的。運用AI技術的行為模式分析與監控技術的引入，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為企業提供了一種更有效地壓榨員工勞動能力的手段，而對員工生產本身沒有任何幫助，反而加劇了員工的心理壓迫。

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里，夸張的表演讓我們看到人陷入與機器戰爭的悲劇。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剩余價值，員工的價值被異化成一種生產工具，在他們心目中，機器似乎是高于人的。

如果說卓別林的《摩登時代》是人與機器戰爭的1.0版，AI技術賦能落地千行百業的同時，也上演了《摩登時代》2.0版。

一般而言，由于科學技術的內容是客觀的、不以人類的意志為轉移的，科學技術通常被認為是沒有階級屬性的。但無論是亞馬遜通過AI監控員工是否怠工作，還是亞馬遜追蹤員工的社交距離，都讓我們看到人工智能技術的運用是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壓迫聯系在一起的。由此可見，當科學技術處于一定具體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下時，其階級屬性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不同的階級對同樣的科學技術的態度常常是不同的，各個階級總是傾向于接受對自己有利的科學技術，并對現存的科學技術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解釋。而即使是正確的科學理論或提高了生產效率的新技術，一旦與某些階級的利益相沖突，同樣會招致這些階級的反對。

哥白尼所提出的“日心說”由于同當時占據統治地位的神權封建統治者所奉持的圣經教義相違背，因而被統治階級視為異端邪說；達爾文所提出的進化論推翻了“上帝創造萬物”的理論，同樣被教會禁止傳播；而在1881年的廣州，由于機械繅絲技術的引入對手工繅絲的沖擊，失去生計的手工業者發起暴動，搗毀了數家繅絲廠，并成功讓官府禁止了這些工廠的開工。

《列寧選集》中提到了一個例子：“美國有個姓歐文斯的發明了一種能引起制瓶業革命的制瓶機。德國制瓶工廠主的卡特爾收買了歐文斯的發明專利權，可是卻（為了維持其壟斷利潤而）把這個發明束之高閣，阻礙它的應用。”

由此可見，一種科學技術是否能為一個階級所接受，不僅僅在于其正確性和實用性等科學屬性，也不一定取決于這項技術是否真正能為人類帶來更優的處境，而更在于這種科學技術是否符合這一階級的利益，是否有利于這一階級的存續和發展，是否符合資本逐利的根本訴求。對于不同的階級，同一種科學技術所蘊含的利害關系經常是不同的。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科學技術無疑是有一定的階級屬性的。

反觀亞馬遜多次使用AI對員工進行監視和跟蹤的做法，我們便可以發現這是不同階級對科學技術不同態度與解釋方式的一個很好的例證。對于同樣的人工智能技術，不同階層的人會持不同的態度，員工和大部分民眾都將其視為侵犯個人隱私權的隱患和工作中壓力的來源，而亞馬遜公司卻在強調其運用AI的目的是“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雙方對這一系統的反對與支持，分別與員工想要保障自己的休息權力以及工作的穩定性和企業需要獲得更多的利潤這兩種利益訴求相一致。

然而，問題到這里仍然沒有解決。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倫理、道德、人權等問題都將面臨新的挑戰。AI技術被運用于監控員工，雖然損害了員工的權益，但是AI技術本身并不天然具有對員工有害的性質。

斯大林曾說過：“生產工具和語言一樣，對各階級也是一視同仁的，既可以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也同樣可以為社會主義制度服務。” 尤其是從AI技術的特點來看，AI技術的應用在防控疫情和復工復產的過程中密集落地，隨著智能制造、在線教育、遠程辦公的廣泛普及，基于AI的產業智能化價值凸顯。此次疫情也成為AI技術實力和落地能力的試金石，AI輔助診斷、AI影像分析、AI藥物研發、AI體溫檢測、AI醫療機器人等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開創了科學管理時代的美國管理學家泰羅，通過觀察某鋼鐵公司搬運生鐵和鏟鐵試驗，建立起“泰羅制”科學管理模式，從每一件工具、每一道工序抓起，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上，設計出最佳的工位設置、最合理的勞動定額、標準化的操作方法、最適合的勞動工具，追求將工人的潛能發揮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實行泰羅制的工廠里，找不出一個多余的工人，每個工人都像機器一樣一刻不停地工作。

亞馬遜及一些使用AI或高新技術對員工進行監測跟蹤以提高工作效率，本質上仍是泰羅制的沿習，對于大規模流水線，這樣確實可以有效保證工作質量與運作效率，但也將每位員工當做了“碳基機器人”，但人之為人，除了勞動力，更重要的是因為人所具有的創造力，如何使AI在管理領域實現良好的落地，輔助管理者更好地激發員工的潛力，不僅是一門技術，更是一門藝術。

很顯然，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對于當下，當我們在技術的道路上狂奔的時候，我們的哲學、人文科學卻滯后于技術發展的腳步，我們需要更多從人的角度出發，而不是單純的從技術進步的角度出發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