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現在看這個圈，生活在深圳的人們一定以為這是一個鑼，到處都在“當當當”。而關于集成電路（IC），深圳多希望這是一個晶圓。在深圳改革開放40年里，多少IC制造前道工序項目曾經讓深圳夜不能寐，而最終深圳變成了全國最強IC設計城市。

　　這一圈深圳IC舞臺，就是一個江湖，你方唱罷我登場。南海邊的這個圈，更好似一桌宴席，還是流水席。

　　一、1979年

　　1979年，深圳全城人口不足3萬，5層高的樓房只有一幢，與電子工業相關的廠只有一家，就是深圳無線電廠，生產農用黑光燈、單波段收音機、擴音機、調壓器與電子式水下誘魚器。年產值121萬元。

　　包玉剛，世界八大船王之一，1979年這一年，旗下擁有船只200多條，總噸位高達2100萬噸。

　　當時香港的招商局相形見絀，破舊碼頭空蕩蕩，總資產只有4000多萬港元。

　　這一切都被時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的袁庚看在眼里，他于1975年10月來香港深圳調查，深受觸動，1978年一紙報告遞給中央，深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性，將寶安縣蛇口半島的2.14平方公里劃給香港招商局，創建蛇口工業區。

　　“面向海外，沖破束縛，來料加工，跨國經營，適應國際市場特點，走出門去做買賣。”

　　1979年初，國務院批準廣東省撤銷了寶安縣，成立半地級的深圳市。在7月份，國務院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報告，同意兩省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加工區”，這也是“經濟特區”的前身。

　　圖注：1979年建市前的深圳，是寶安縣的一個小鎮，只有兩條水泥路穿過小鎮，一條是人民路，一條是解放路，全長不到2公里。

　　嗅覺靈敏的人聞到了1979年的深圳充滿機遇，第四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兼國家計算工業總局局長李瑞一個電話打給第四機械工業部計劃司規劃處處長諶觀禮，下達明確指示，以第四機械工業部的名義給王震副總理寫一個關于香港深圳分別建廠的報告。

　　香港投資500萬美元，建一座集成電路設計與制造公司，同時在深圳建一家檢測與封裝廠。

　　該報告很快被批準，1979年12月8日，第四機械工業部750廠派出精兵強將，組建愛華電子，是深圳第一家重量級的電子公司，在深圳電子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地位，也標志著深圳“出口加工區”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首肯與贊同。

　　其歷史地位不僅如此，當時中國在引進國外技術的這條路上，遭遇了“巴統”的阻截，巴統即巴黎統籌委員會的簡稱，正式名字是“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于1949年11月在美國的提議下秘密成立的，因其總部設在巴黎，通常被稱為“巴黎統籌委員會”。而香港制造集成電路，深圳組裝加工的方式，可以用地域優勢來打破“巴統”限制。

　　“三來一補”的方式給深圳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其中“三來”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補”指外貿補償，外商提供設備，以生產產品作為補償。

　　嗅到商機的不僅第四機械工業部，粵北大山深處三家電子軍工廠也鼻子靈敏，1979年10月，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劉忠山，杵著拐杖來選三個廠的遷址地，最終選擇了福田區一片山坡。次年，三廠組建了華強電子工業公司，軍工使命結束，轉向民用，具有劃時代意義。

　　1980年8號臺風襲擊深圳，本就簡陋的廠房更加簡陋。當時有個傳聞，劉忠山多次向省政府申請經費485萬元，未果。一天，劉忠山將一繩子系在腰間來到副省長辦公室：“如果再不撥款，就吊死在辦公室”。副省長深知這是位血性漢子，當即同意撥款。

　　故事真假無從考究，但“華強牌”收錄機的誕生，讓人看到生的希望，劉忠山也出任華強電子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長。

　　1980年3月末，國務院在廣州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工作會議，研究并提出了試辦特區的一些重要政策，并同意把原擬的“出口特區”名稱改為“經濟特區”。

　　深圳這個舞臺的好戲，也才剛剛開始。

　　二、英雄不問出處

　　“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要殺出一條血路。”

　　這句話出自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之口，此話不假，1979年，全國財政收入1146億元，財政支出高達1281億元。沒錢但是賦予了經濟特區許多優惠政策，尤其在稅收方面。

　　國務院對經濟特區的外商投資實行減稅，征收所得稅的稅率為15%，當時香港也為15%，而特區以外國有企業為33%。此外，還有“兩免三減半”政策，也就是前兩年免征，后三年減半。優惠政策對電子產業推動力極大，吸引了一批外商以及國有企業在深圳建立電子廠。

　　1983年，國際巨頭看中深圳這塊寶地，動起了投資心思。日本三洋電機株式會社就是其中之一，次年與深圳華強電子公司合資，成立了華強三洋電子公司，這對華強電子來說意義非凡，同樣對深圳電子產業一樣具有重要意義。

　　該公司生產的是當時中國稀缺的彩電、音響、錄放機，貼上“三洋牌”商標。這種合資模式點燃了深圳電子產業，但也表達了一種困境，即華強電子只能組裝不能設計，設計靠日本三洋，且收取設計費。華強三洋一年生產150萬臺彩電，要支付450萬美元設計費。其中彩管、高頻頭、高壓包等從境內采購，而核心的機芯、芯片等由香港三洋代為采購。

　　如果把現在“國產芯”常用口號用在當時，就顯得非常力不從心，哪怕是時代的英雄，也在為順應時代做著一些妥協，但妥協背后是一場長遠的謀劃。

　　當時在深圳的投資者不斷增加，經濟也在快速增長。一大難題擺在眼前，通訊技術已經無法適應深圳節奏。1984年前，深圳還在使用手搖式電話，全市電話僅500門，掐著點打電話，而且還要排隊。起初，深圳也采取了引進外資的策略，與英國大東電報合作解決燃眉之急。

　　此時，深圳的舞臺上，登場了幾位值得一提的人物。

　　1983年，侯為貴來到深圳，他所在的中專學校轉為航天部691廠，時任航天部副部長錢學森視察691廠，表示要做半導體，半導體出身的他顯然也知道核心技術的重要性，但資金無處尋，引進半導體技術的愿望受阻。擁有遠大志向的侯為貴想要渡過難關，并實現自己愿景。擺在眼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活下去。當時在深圳怎么活？就是靠“三來一補”，賺加工費。

　　同時，侯為貴在尋覓合作伙伴，隨后聯合運興電子貿易公司、中國長城工業公司深圳分公司于1985年成立中興半導體公司，中興二字表面取自合資的兩家公司，深層含義則是中國興盛的愿景。侯為貴出任首任總經理。

　　“來料加工”不是長久之計，侯為貴想極力擺脫現狀，當時程控交換機市場誘人，他力排眾議，決定成立8人研制開發小組，自主研發國產交換機，一切從零開始。1987年，研制成的68線小交換機通過原郵電部測試鑒定，還取得了進網許可證。1989年11月，中興研發的500線數字程控交換機-ZX500，在航天部通過了部級技術鑒定，被認定為國內具有自主產權的第一臺數字程控交換機。

　　1987年是個特殊的年份，深圳市政府頒布《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打開了興辦私營企業的大門。44歲任正非和5個志同道合的中年人合伙，在深圳市南頭南海石油A區16棟8-9樓里創立華為，主營業務是代理銷售用戶交換機。5年前，任正非剛來到深圳，做生意被騙200萬元，遭遇人生第一個“冬天”。

華為誕生的地方

　　當時中國對程控交換機需求巨大，市場卻長期被國外巨頭壟斷，價格居高不下，中國一批企業懷著壯志勢要改變現狀。任正非就是其中之一：

　　“這次研發如果失敗了，我就從樓上跳下去，你們另謀出路。”

　　任正非這句話是在借了一筆“滾刀肉”后說的，“滾刀肉”是民間對高利貸的說法。

　　1993年，華為推出2000門的C&C08交換機，并在浙江義烏佛堂鎮首次開試驗局成功，正式進入了電信設備制造商行列。

　　1998年，華為成功開發出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全套商用GSM系統，該年，華為銷售額達到89億元，占據國內程控交換機市場22%份額，一舉超過西門子、朗訊等；在接入網市場，華為獲得超過50%的市場份額，成為中國第一大電信設備制造商。

　　在華為成立的第二年，郭臺銘租用了寶安西鄉一處廠房，開始做電腦接插件的來料加工。深圳富士康的故事也由此開始。

　　三、向更上游進軍

　　1988年，深愛半導體成立，這是一家與美國IBDT亞洲公司合資的企業。

　　成立之初，賽格集團投入1500萬美元，引進4英寸集成電路生產設備，成為深圳唯一一家集成電路企業，堪稱全村的希望。奈何虧到懷疑人生，從1988年一直虧到1996年，美方投資者信心大失，決定放棄投資，深愛半導體處在破產邊緣。

　　“在這個狹窄的地方，憑這些設備、技術，想搞半導體前工序，是異想天開。”

　　當時眾多業內人士也不抱有希望。

　　賽格8年1500萬美元投入，毛都沒看到，再投錢就難上加難。

　　“不上肯定死，上了可能是一條生路。”1996年12月，關鍵時刻上任的深愛半導體總經理曹明祿依舊懷揣信念，賽格集團批準他的方案，卻不給資金。曹明祿一咬牙一跺腳，決定借“滾刀肉”。

　　此外，曹明祿還大膽啟用兩位學歷不高、但經驗豐富的年輕人，一個負責前工序設備，一個負責前工序工藝，不分晝夜調試機器，終于獲得成功。一期技術改造投入1800萬元，盤活了4400多萬元的閑置固定資產，將原設計前工序4英寸芯片月產4000片擴大到12000片。

　　深愛半導體填補了深圳市半導體芯片生產的空白。

　　2001年，完成技術改造第三期工程的深愛半導體，前工序月產能3萬片，后工序3億只，一躍成為國內半導體功率器件的重要廠商。

　　集成電路這件事對賽格本身來說，充滿酸楚。

　　這事從1990年說起，國務委員宋健到廣東考察，廣東省及深圳市接下了艱巨的任務，辦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該項目被稱為“廣東省趕超亞洲四小龍的最重要基礎項目”，對深圳乃至整個廣東有非凡的意義。

　　1992年，廣東賽格微電子成立，由7家股東組成，總股本2億美元。另一方投資人是意法半導體，屬于高技術輸出方。

　　1993年，馬福元率團趕赴意大利，與意法半導體簽署合資興建大規模集成電路意向書，意在突破“巴統”封鎖，前工序放在香港，后工序封裝放在深圳。

　　關鍵時刻，出現變數，導致項目懸了許久。

　　一番曲折后，賽格承辦該項目，獨立承擔1.12億美元投資。與意法半導體的合資公司名為賽意法微電子公司，選址深圳福田保稅區。1996年11月落成，1997年投入試生產，當年檢測與封裝各種芯片1.28億塊。

　　2009年，賽意法日產量超過2200萬只，最高日產量達到2500萬只，成為全球最大的集成電路封裝測試工廠之一。

　　此事還是有所遺憾，賽意法有后工序封裝，卻沒有前工序設計和生產。雖然相關方面高層也為此做過努力，并且意法半導體非常滿意賽意法的業績。但最終又興建了一座后序封裝廠。

　　當時，深圳集成電路產業也遭到熱議，尤其上面所涉及的項目，評論褒貶不一，這里不多贅述。

　　到了2000年，深圳集設計、制造與檢測、封裝于一體的企業只有一家，那就是深愛半導體。芯片的檢測與封裝的規模企業只有一家，就是深圳賽意法微電子公司。深圳各類芯片設計公司不到20家，專業設計人員不足千人，具有一定規模的約為10家，如華為，于1991年成立芯片設計部，后獨立為海思。如中興，于1996年成立集成電路設計部。

　　2000年又是一個特殊年份，國務院18號文給深圳的芯片業帶來了新的氣息。次年，深圳決定成立深圳集成電路設計產業化基地領導小組，協調處理和研究決定產業化基地建設的重大問題。

　　深圳IC設計業各有各的傳奇，前有中興華為，后有一批國外留學生意氣風發，勢要改變深圳芯片業，取得不小成績。美芯集成、芯邦微、匯頂等都是知名企業。這一年，深圳還建立了國家集成電路設計深圳產業化基地，為中國8個國家級IC設計產業化基地之一。

　　到了2003年，深圳薄弱的制造業又遇轉機，北大方正集團在深圳投資一家能制造6英寸晶圓的企業——深圳北大方正微電子，這是深圳第一條6英寸芯片生產線，于2006年投產。

　　2004年，比亞迪成立比亞迪微電子公司，建立了從設計研發、晶圓制造到測試的完整產業體系。

　　2008年6月21日，中芯國際集成電路制造（深圳）有限公司成立。

　　2014年，在深圳的200mm晶圓廠正式投產，這也標志著中國華南地區第一條8英寸生產線投入使用。

　　“深圳是中國積體電路產業的重鎮，作為國內制造企業龍頭，中芯國際的加入將發揮重要的基礎性支撐作用，完善深圳的半導體產業鏈。同時，深圳廠的投產也進一步完善了中芯國際在產能和地理上的布局。我們很期待能與當地的上下游產業鏈企業合作，優勢互補，達到效益的最大化。”

　　這是中芯國際當時的CEO邱慈云博士在投產儀式上所說的話。

　　關于中芯國際在深圳的12英寸廠，當時也被公司高層提及，如今在坪山區人民政府網站的2020年7月13日最新消息顯示，中芯國際集成電路制造（深圳）有限公司12英寸集成電路項目廢水深度處理工程順利完工。

項目場地總體鳥瞰圖

　　四、那些未提及的故事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的這40年里，有太多的故事，每個故事足以撐起一篇充滿激情的文章稿。

　　比如成立于1983年的天馬微，從香港引進的一條液晶生產線，也是中國大陸的第一條液晶生產線。

　　比如，1992年4月13日，深圳賽格達聲在深圳證交所上市，代號007，是中國電子工業第一家上市公司，背后的故事也頗為傳奇。

　　比如，深圳大族激光創始人高云峰的故事，也精彩紛呈。

　　再說上一段華強北的故事，就會變成一部電視連續劇，人來人往，民間英雄輩出。如果再加上軟件產業，如騰訊、金蝶等，你一定會驚訝于深圳這塊寶地的人才為何源源不斷。

　　“沒有錢，你自己去找資金。”這是我扒深圳故事，看到最多的話。沒錢漢子難，英雄造就了時勢，反過來說，因為改革開放自由的氣息，時勢造就了英雄。

　　據深圳市半導體行業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年底，深圳市共有230家集成電路企業，2019年集成電路產業總體年銷售收入超過1400億元人民幣。

　　在去年深圳出臺《深圳市進一步推動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行動計劃（2019-2023 年）》和《關于加快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措施》中，有一個宏偉目標：到2023年，集成電路產業整體銷售收入突破2000億元，設計業銷售收入突破1600億元，制造業及相關環節銷售收入達到400億元。顯然，深圳集成電路產業的傳奇故事還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