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讀 ] 空中、太空、網絡空間和海洋霸權。美國已經暗示要奪取這些主導權，而且它有很好的理由。從1943年凱塞林通道作戰至今，陸軍從未在沒有空中優勢的情況下作戰。從1953年以來，沒有一名陸軍士兵喪生于敵機火力。它從來不需要發射地空導彈打擊敵機——壞蛋們根本靠不了那么近

　　從1916年富勒提出他的戰略原則以來，戰爭已經發生了如此急劇的變化，再想把方釘子插進圓孔肯定是徒勞無功。作戰環境和作戰方式的變化都要求有新的起點。下面是我列出的原則。

　　空中、太空、網絡空間和海洋霸權。美國已經暗示要奪取這些主導權，而且它有很好的理由。從1943年凱塞林通道作戰至今，陸軍從未在沒有空中優勢的情況下作戰。從1953年以來，沒有一名陸軍士兵喪生于敵機火力。它從來不需要發射地空導彈打擊敵機——壞蛋們根本靠不了那么近。

　　我們的海上優勢也同樣引人注目。自從大西洋海戰以來，我們在海洋上的主導權無可動搖。我們可以從空中和海上向全世界部署兵力，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實際上沒有什么損失。部署到世界各地的兵力可以基本不受限制地得到空中和海上補給。

　　網絡空間是一個新環境，物聯網時代，正成為現代戰爭至關緊要的前沿。但由于它如此新穎，需要依賴腦力而不是工業實力，就成為對手試圖奪取不對稱優勢的領域。我們不能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國土安全。911恐怖襲擊是歷史上對美國本土發動的最惡劣的襲擊。敵人的空中力量呈現為霸占民航客機的形式，在紐約市、賓夕法尼亞州和五角大樓造成了3000多名無辜人員的死亡。其結果是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部門——國土安全部。當然，國土防衛從來都是我們國防政策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但新的恐怖威脅需要我們做出不同的響應。內部警力、邊防巡邏或FBI之類的情報機構已經不足以防范全世界的恐怖力量網絡。無人機、信息戰和計算機自我防護系統等新技術已經用于實施這類新的作戰。已經建立了新的情報收集和分析組織，用于追蹤恐怖分子，并把他們的襲擊消滅在萌芽之中。

　　統一指揮。現代戰區作戰需要實施統一指揮，因為武器的射程越來越遠，而且越來越需要指揮員的統一調度。飛機能在幾分鐘內飛越數百英里發射彈藥，太空資源每次繞地球一圈就能監視整個戰區。當這些系統可以在洲際距離上實施偵察和打擊時，必須對其實施統一的指揮控制，以確保它們能相互協調、無縫鏈接地作戰，以實現我們的特殊目標。

　　要實現諸軍種和盟軍力量的統一和聚焦，同時控制和協調非政府機構的行動，以確保統一的戰略和政策，這就需要有人單獨地負責主管。盡管這種統一指揮不一定能確保正確的政策和戰略，但在有利條件不足的情況下卻是必不可少的。

　　綜合。是指協調地運用所有力量：軍事、政治、經濟、心理和文化。如果說以往結合運用所有力量是明智的，那么在今天就是必須的。

　　例如，在1991年海灣戰爭的最后階段，施瓦茨科普夫去戰敗的伊拉克指揮官談判停火。對于這次關鍵性的會議，施瓦茨科普夫實際上沒有從美國國務院得到任何指導。他沒有準備，于是導致了嚴重的麻煩。戰爭及其結果必須由各機構共同實現，而不能僅靠軍事部門——必須在戰爭開始前就計劃好戰后的預期目標。在當今時代，協調行動意味著國防部、國務院、財政部、國土安全部、情報機構以及非政府機構的專家們共同應對各種各樣的挑戰。

　　聯合。在好幾個世紀里，對軍種間合作的需求有時候非常強烈，但卻很少成為必不可少的東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多數時候陸軍和海軍還可以互相漠視而不會導致不良后果。這種情況在戰爭中發生了變化，但問題卻沒有根除。導致越南戰爭失敗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軍種的本位主義，有時候甚至表現為軍種間幼稚的競爭。只是因為面對越來越大的困難，才迫使諸軍種朝著聯合的方向進行改革。現在很難理解這種問題了，聯合早已生效。

　　情報。現在對情報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而滿足這種需求的難度也更大。隨著情報收集傳感器和技術越來越高級，敵人對目標實施隱藏、偽裝、變形的詭計也越來越多，有時候還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例如伊拉克“大[FS:PAGE]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失蹤”。情報的類型已經發生了變化。正如飛機的出現催生了對經濟情報的需求，現在的叛亂和恐怖主義也要求我們掌握文化情報，但當前系統中卻沒有這種功能。我們完全不知道也不理解伊斯蘭激進分子試圖摧毀我們的動機究竟何在。

　　此外，盡管我們擁有能探測動態和靜態目標以及截收各種電磁信號的傳感器，仍有一些目標困擾著我們。我們需要探測到各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存在——在哪里制造、儲存和運輸。除非我們能精確而持續地做到這一點，我們就無法阻止無視國際制裁的流氓國家繼續尋求這些武器。

　　網絡中心。我們必須實時地將遍布世界各地的情報收集傳感器和指揮控制鏈路聯接在一起。這種聯接現在已經開始了。美國基地內的飛行員可以“駕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無人機。這就是實時的世界大戰。

　　但是，網絡中心原則與統一指揮原則是一對天生的矛盾。后者可以被視為更集中指揮控制觀，而網絡中心則經常被視為盡量分散——讓信息流向戰術層次，允許戰地指揮官做出更及時的決策。這看起來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

　　機動。美國人認為，讓前線離邊境越遠，其利益就越能得到有效保護，所以力量投送就必不可少。值得注意的是，全世界有1100多架貨運飛機，其中700多架屬于美國(全部歸空軍)，占到全世界總數的近65%。而其它35%中的多數又屬于北約國家。這種空中機動力量使美國及其盟國能夠在全世界迅速地投送力量，并且長期維持這些被投送的力量。

　　精確。精確制導彈藥(PGM)的發展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軍事變革之一。這些武器給我們計劃戰役的方式帶來了根本性的變化。從1991年“沙漠風暴”行動開始，“通風管精度”已經成為我們正常的期望值。

　　精確制導彈藥已經減少打擊給定目標所需的出擊次數。這種減少意味著更少的飛機和更少的武器，進而意味著更少的人員、更少的燃料和更少的冗余。由于多數人員和物資都必須來源于美國，這種減少也減輕了用于投送和維持作戰力量的資源的負擔。

　　精確制導彈藥(PGM)還能確保更少傷亡。由于它們的成功率如此之高，壓制一個指定目標通常只發一架飛機。精確制導彈藥(PGM)還意味著更少的附帶毀傷和更少的平民傷亡。

　　媒體意識和主動權。我并不是主張軍界要控制或欺騙新聞媒體。事實上指揮官們必須明白，他們所做的一切都處在有偏見的新聞媒體的監督之下，而他們控制不了這些媒體。

　　我們發射的每一枚炸彈、導彈或子彈都能產生政治影響。如果一枚炸彈偏離了方向，一枚“戰斧”導彈鉆進了賓館大廳，或者一名毛手毛腳的士兵打死了街壘中的平民，我們的外交政策就會受到挫折。我們再也承受不起失誤了。不僅如此，即便我們命中了目標，我們的方式也必須是溫柔的、影響最小的。我們可以回想起很多年以前西部片中的情景：戴著白帽子的好人從來不殺傷壞蛋，他扔掉手槍然后逮捕了壞蛋。這就是我們的新標準。

　　目標。實際上一個人正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受某一目標引導的，即使這個目標不明確、不正確、不保險，或者是迫于壓力制定的。戰爭也不例外。在西方國家，這個通常用于判斷運用武力的正當性的目標必須以政策為基礎，這已經成了定律。換言之，運用武力的決策歸政客而非軍人所有，而政客們應當以國家政策的理性動機為基礎，來決定是否運用武力。此外，這個政治目標應當符合邏輯、合乎道德，并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這本來并不是一個只適用于西方國家的概念，但實際上它經常被扭曲和歪曲，以使其失去約束力。

　　目標對于軍事行動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成分。但如果形勢對這條原則非常不利，可能就只好盡量清晰而宏觀地構思目標；運用軍事力量本身不能被當作一個目標；要實現的利益應與資源的消耗相稱；所有涉及到目標制定的人在運用軍事手段前就應當明[FS:PAGE]白，他們自己和國家的需求究竟是什么。但事實上說歸說做歸做。很多時候直到戰爭打響，人們才知道目標是否合情合理。

　　這就是我為新時代的戰爭提出的新原則。它們反映了當代戰爭新的條件、新的敵人和新的技術。

　　戰爭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與時俱進。這些新的戰爭原則有助于我們理解這個新的時代，也有助于我們在新的時代里形成新的條令和部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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