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會構建未來城市夢想
黃浦江畔，南浦大橋和盧浦大橋之間是上海世博會場址。
浦江左岸，兩橋之間，第一高度是“和諧塔”，高201米。夜幕中的塔，宛若一支通體放光的白玉蘭，“莖”中緩緩升降的太空艙，混淆了點點星光和萬家燈火，增加了這座城市的未來感。
這座觀光塔的前身是根大煙囪，原高165米，插在上海南市發電廠主廠房中間。在煙囪象征工業發達的時代，那里汩汩冒出的白煙，冬天被北風吹向浦東的白蓮涇，夏天被東南風吹向浦西的人民廣場。
風向調轉了110個來回后，2007年10月，上海市發改委以滬發改城[2007]410號文件，宣布了這座始建于1897年的火電廠壽終正寢。
該文是對《上海世博會城市最佳實踐區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的批復。包括南市發電廠在內的四家重污染老廠被搬遷，騰出10.5萬平方米，改建為世博會“城市最佳實踐區”展覽用地。其中，電廠主廠房被改造為世博會的主題館之一，即“未來城市館”，大煙囪成了觀光塔，依舊把持制高點。
一座煙囪的前世今生寓意著一座城市的升級換代。
城市“先進分子”的交流會
以“城市”為主題，是世博會159年歷史上的第一次；“城市最佳實踐區”，也是首次出現在世博會上的名詞，它在以國家為參展主體的世博會上引入了一個全新的參與者：城市。
來自全球的50個城市將把解決城市難題的得意之作搬到一起，把“最佳實踐區”變成一場城市“先進分子”的交流會。從這個意義上說，占世博園區總面積3%的“最佳實踐區”是對世博會主題的直接點題，3%代表著100%。
申博成功后，上海世博會組委會在向國際展覽局提交的注冊報告中明確了“城市實驗區”的設想。在與國際展覽局磨合中，最終確定為“城市最佳實踐區”。
為何從“實驗”到“實踐”呢？
國際展覽局秘書長洛塞泰斯不希望這片區域只是成為先鋒派飆腦力的競技場，“我們必須找出最好的正在改善市民生活的‘真實案例’，而不是以后可能永遠無法實現的理論上的假設。”參展的每個案例背后都必須有實踐支撐，比如，“滬上·生態家”的原型是位于上海市閔行區的一座生態示范樓，也是中國首座“零能耗”生態示范住宅。
洛塞泰斯在不同場合的發言，言必稱“教育大眾”：“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首要任務是教育大眾，通過展示案例，向市民介紹怎樣通過自身行動與責任共享來改善生活的質量。”
聯合國副秘書長安娜·蒂貝瓊卡則強調“分享”：“城市發展是一項巨大的挑戰，想取得成功并沒有捷徑，最好的方法就是分享知識、經驗，互相學習。”
“城市最佳實踐區”總規劃師唐子來說：“我們的名稱就已經界定了它不是泛泛而談這個城市發展得怎么好，而是這個城市在某一個領域做了哪些最有價值的貢獻，世界上其他的城市可以在這方面向它學習。”
政策“特區”中的理想城
三年前，同濟大學教授唐子來被委任為“城市最佳實踐區”總規劃師時，他得到的任務只有這7個字的標題和兩個字的要求---“亮點”。
在15公頃的幅面上做文章，反復修改是必然的。上海社科院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秘書長屠啟宇說：“從方案到落實之間的環節有太多變數，最后被‘發還’的方案連起草它的專家都認不出了。”
唐子來團隊爭取到了一塊政策“特區”---“城市最佳實踐區”將同“一軸四館”(即世博軸，左右分別建有中國館、世界演藝中心、主題館和世博中心四個場館，是世博核心區)共同永久保留。
按照慣例，世博會后絕大部分展館要清拆一空，其中不乏投資數億人民幣、甚至超過十億元的展館。現在，圍欄外開發商和外省市政府正分頭忙著公關，前者看中的是地盤，后者則想把某些館搬到自家地盤上，將來成為一處人[FS:PAGE]文景點。
唐子來將這塊“特區”稱為“底線”，這是一片城市規劃學者可以較自由發揮的保留地。
“要讓‘城市最佳實踐區’成為街區改造范例，這里要成為城市未來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要知道，這些地方的區位可不比均價16萬每平方米的‘湯臣一品’差，完全可以發展得比新天地還要新天地。”他說。
在描繪這座理想城的過程中還遇到了其他困難，比如資金問題。上海世博會組委會副主任周漢民說：“通過與眾多城市聯系洽談，我們發現城市案例參展最大的問題是資金缺乏。”
貴州省世博辦的一位負責人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表示：“我省沒有任何一座城市進行申報。除了城市參展門檻不低外，主要的一個原因是沒有錢來做這個事。”
組委會為此制訂了三項政策扶持：由舊廠房改建成的展館免收場地租金；對于模擬街區新建建筑，給予投資建設的參展城市一定支持；對發展中國家城市案例參展給予適當援助，按照每個案例30萬美元的標準享受綜合資金援助。
經過這番努力，案例征集工作進展順暢，共計87個城市提交了115個精彩案例。“它們將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觀者解答一個共同的問題：什么是最佳城市。”唐子來說。
疊加式的發展無以復加之后
長期關注城市文化的上海大學教授林少雄說：“世界大城市集體進入了發展‘瓶頸期’，而它們曾經創造出奇跡并集中承載著人類文明。”
女作家王安憶為她的上海尋根文學搜羅素材，最終在《同治上海縣志》的一段關于上海地質的概述中找到了線索。書中寫道：“冰期過后，冰川融入海洋，海面漸次上升，三角洲的大片陸地復被海水所浸沒。今上海中部偏西，一條西北——東南走向的崗身地帶，是遠古上海的海岸遺跡。”王安憶點評說：“這一段有些像詩，它給上海增添了史詩的色彩。”
這一段淤泥，就是今天這座現代化超大城市的根基。
外灘在19世紀中葉不過是一條出沒蘆葦叢中的行道，但不久它就成為財富神話的發源地，這個奇跡延續至今。今年3月28日，經過33個月重新打造的“新外灘”驚艷亮相。
1897年，南市火電廠點亮的30盞電燈，開啟了“夜上海，你是個不夜城”的時代；現在，這片區域已經如歌中所唱：“處處流光溢彩”。
1934年，上海建成82米高的國際飯店，當時號稱遠東“第一高樓”；如今上海是世界上20層以上高樓最多的城市，有人做過統計，把上海的高樓串連起來，長度可達月球。
《說文》中關于城市的觀念是：“城，以盛民也。”林少雄說：“這是在把城市作為‘容器’，為了盛下更多的人，我們建造了更多的樓，城盛樓，樓盛人。任何一個懸在都市半空亮著燈光被稱為‘家’的格子，動輒都在二三百萬元。”
“高房價作為大城市的通病，正在吞噬著市民的幸福感。”林少雄說。本刊連續三年評選“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發現國民幸福感正由“一線城市”向“二線城市”下沉，除了高房價外，醫療、教育等原本屬于大城市的優勢資源，也正變為稀缺資源，“逃離北上廣”成為部分蝸居族的新選擇。
政府也只能在高地價中勉強打平。上海2009年入賬的土地出讓金是675.7億元，動遷安置、搬遷等費用，累計490多億，用于基礎設施、道路、廉租屋的約180億，上海市長韓正表示，2009年73%的土地出讓收入都補償給拆遷戶了。
但這個數字顯然被“忽略”了。網民更樂于討論的是一起起暴力拆遷，“即使政府拿出100%的土地出讓收入作為動遷款，還是有被拆遷戶不滿，官民雙方都很難做，說明原先的造城模式到頭了。”林少雄說。
土地也“吃不消”，高樓大廈已成大地不能承受之重，況且上海先天地基偏軟，就以人民廣場地段為例，6年最大累計沉降量達150毫米，地鐵沿線的不均勻沉降，導致地鐵機身磨損十分嚴重。
屠啟宇說：“從一小塊沖積平[FS:PAGE]原上的小漁村到十里洋場，再到今天站在世界舞臺的中心，上海不斷造出一個又一個美麗的夢，但在這種疊加式的發展無以復加之后，就要考慮另外一種發展模式，我們的城市觀也要隨之改變。”
每一處都是被實踐檢驗過的智慧
“城市最佳實踐區”對于重新構建城市觀的解答，沿著四個維度展開：宜居家園、可持續的城市化、歷史遺產的保護和利用、建成環境的科技創新。它們分別對應著四個價值取向：尊重市民、尊重自然、尊重歷史、尊重科技。
正如唐子來所說，參展城市將某一領域的閃光點搬了過來。馬德里在廉租屋建設上做得好，就將馬德里市南的“竹屋”在上海市南做了一個拷貝，其外層被竹皮包裹，能起到遮陽、防曬、保溫、除噪的作用。
西班牙人移植來“空氣樹”，是一座十邊形的鋼結構建筑，頂部安裝太陽能板，實現能源自給，建筑內部自動開啟的百葉窗和直徑7米的引風機，將營造出一個氣候控制空間，無需空調，可以使“樹”內外溫差達到近8攝氏度，為城市窮人創造出一塊舒適的公共活動空間。
還有芝加哥的“可持續城市”，圣保羅的“清潔城市法案”、麥加的“帳篷城”、弗賴堡的“舊軍營生態改造范例”等等。
“每一處智慧都是被實踐檢驗過的智慧。”唐子來說。但他強調，不是原樣照搬，每個案例必須針對上海的實際，做出氣候、地域適應性調整。
馬德里“竹屋”的上海案例只用竹子包裹了一面墻，側面加裝一部外掛電梯。核定88個住戶，并入鄉隨俗地將推廣周定在3月8日，還把以皇家馬德里足球隊為主題的展覽定在8月。
中國設計師的搬運能力更強，“寧波滕頭館”的“瓦爿墻”用掉50萬塊浙東最具代表性的明清瓦爿，有元寶磚、龍骨磚、屋脊磚等，每塊磚都超過100歲。
滕頭館的原型是寧波的滕頭村，以“村”級案例的身份“混入”城市展區，身后代表的卻是9億中國農民和32億全球農民，以及整個地球上普遍存在的農村城鎮化進程。寧波去年城鄉居民收入比(2.2:1)為全國最低，成為城鄉邊界線最淡的地域。
城市觀一直在進步
“滕頭村案例體現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理念，城市有返璞歸真的要求。”文化學者陳勇認為。
1931年，愛迪生去世時，有人向國會提出熄燈1分鐘來紀念他，國會不敢貿然決定，當時人們無法想象有了電燈之后再失去它們會怎么樣；2007年起，“地球1小時”活動在每年3月的最后一個星期六準時到來，全人類在黑暗中反思城市文明。
“人類文明呈螺旋式上升，某種意義上，今天的城市發展又循環回到了原點。”陳勇分析，“早在20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作為早期古希臘城邦哲學的代表，已經指出‘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
但陳勇認為，現在被不少城市寫入政府規劃的“山水城市”、“田園城市”的發展目標是不現實的，“中世紀前城市化時期已經過去了，以老子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山林哲學顯然已不適用于現代，今天的自然不再是原生態的，而是技術化的。現代城市需要新的城市哲學。”
世界的城市觀一直在進步，1933年的《雅典憲章》提出城市四大功能，對解決工業化初期城市發展的無序、環境惡劣問題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馬丘比丘憲章》提出“不應當將城市當作一系列的組成部分拼在一起來考慮，而必須努力創造一個綜合的、多功能的環境”；1996年，聯合國人居組織發表《伊斯坦布爾宣言》，宣言指出“我們的城市必須成為人類能夠過上有尊嚴、身體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滿希望的美好生活的地方”。
三次會議對城市的理解，從“功能觀”、“綜合觀”發展到“可持續發展觀”。“有尊嚴”的說法與溫家寶總理在兩會報告中提到的“創造有尊嚴的生活”不謀而合。